近几年，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来临，不仅为科技传播拓展了新渠道，还因公众对科技政策的更多参与而重绘了科学文化世界的版图——这些都为科技传播学增添了大量新议题。 

对话嘉宾

刘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李红林（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 ） 

王大鹏（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 

记者：为什么选择翻译《公众科技传播指南》（第2版）？ 

刘立：科技传播学是一门新兴文理交叉学科，对我国来说是舶来品，但对科普学术研究和实践很有参考价值。在国际上，某学科如果出版了指南手册，它们通常是由业界顶尖学者撰写的，标志着这门学科正在走向成熟，而指南手册也为学科指出了发展方向。《公众科技传播指南》（第2版）是一本很好的科技传播专业参考书，甚至对广义的传播学专业和科技哲学专业来说也是这样。 

但是，作为一本由多国顶尖学者撰写的指南，其中的中国元素稀少。希望我国中青年科技传播学者尽快成长起来，能走上像《公众科技传播指南》这样的国际学术舞台，讲述中国科技传播的故事，构建中国自主的科技传播知识体系。 

记者：第2版新增了大众文化和明星科学家的内容，国内的明星科学家参与科普的现状如何？ 

王大鹏：现在，越来越多的网络科普达人通过媒体包括自媒体传播科学知识，进而对科学议题发表看法，讨论科学政策，影响科学研究的框架和议题设置。我们开展过一些调查，绝大多数受访科学家都认为科普很重要，但是说到科普实践，有些科学家可能会打退堂鼓。 

对科学家做科普我们应该从多方面支持关注：一是要提升科学家对科普重要性的认识；二是要对科学家进行科普技能的培养；三是要为科学家做科普提供必要的支持和鼓励，比如将科普作为成果评价的加分项。 

李红林：从历史脉络看，我国科学家参与科普的情况是有很大改善的。当然，对比我国科技创新人力资源和科学普及人力资源，我们科学家对科普的参与度是不算高的。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对科学家参与科普的激励机制不健全是主要因素，关于科学传播的文化缺失和认知偏差也一定程度上存在。我国已有一些促进科学家参与科普的政策法规，但在操作层面也存在一些问题。此外，科普需要以通俗的语言或形式向公众阐释科学，对于一些科学家而言这是较大的挑战。 

刘立：国内也出现了若干优秀的科学家（严格地说是科学工作者）做科技传播，而且效果良好，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他们大多数已评上教授，不会因为做科普而分散科研时间和精力，或被人认为是“不务正业”从而影响其评职称。所以，可以鼓励已评上正高的科学工作者或大学教师，业余时间多做点科普。 

记者：这几年健康素质和健康传播受到重视，国内对这一议题的研究现状如何？ 

刘立：健康传播跟环境传播一样，在现代社会越来越重要。公众对包括健康或环境在内的美好生活要素的需要与日俱增，在这些领域需要大量专业的医学科学工作者来从事科学性高的科普，如关于食物营养、减肥、高血压、口腔卫生等方面的科普。 

李红林：国内针对这一议题的研究现状，起步相对较晚，并且最初并非源自传播学界，而是健康教育学界。伴随近年来新冠肺炎疫情等突发卫生公共事件的影响和新传播媒介的快速发展，健康传播研究也会是我国的一项重要研究领域。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国内有学者及专家团队提出了“医学传播学”概念，以与“健康传播”进行区分。其核心观点为，强调以专业医护人员为主体开展医学传播，强调传播内容的专业性、科学性，是医学的分支，而非像健康传播学属于传播学分支。 

记者：本书认为科学电影的目的不是进行准确的科学传播，而是创造让人愉悦的科学形象，您是否赞同他们的观点？ 

李红林：科学电影首先是电影，符合电影的属性和需要是其首要目的，因此在这种意义上，对本书上述观点基本赞同。但是，从科学传播工作者的角度而言，对科学电影还是会有更多的期待，期望其能尽量准确地传达相关科学知识，能够激发公众对科学议题的兴趣和探索。 

王大鹏：我理解这里说的科学电影并非科教类影片，基于这样的前提，我们可以认同作者的观点。科学电影或者说有一些科学内容的电影，甚至包括科幻电影，最大的功能在于让人们对科学产生兴趣，包括自我愉悦，进而通过其他渠道更深入地了解科学；对于青少年来说，则可能有助于他们树立科学的梦想。 

近几年，国内出现了一些与科学话题相关的影视剧，背后也有一些科学家发挥科学顾问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确保科学性，也希望这样的合作模式能够更好地推广。